因為她知道，這一次，她不是在為自己記錄。

        她是在替一個被刮掉名字的人，重新站到光里。

        接下來的日子，她的生活變得規律而單調。

        白天，她查資料、b對年份、翻閱地方志與殘缺的舊檔；

        夜里，她重聽老張的錄音，把每一段停頓、每一次哽咽都重新標記。

        族長說過的話，她得一字一句地驗證，反覆辨認哪些是事實，哪些是推測，或哪些只是長年壓抑後留下的傷痕。

        她沒有再去祠堂。

        也沒有再主動找村里的人打聽。

        因為她明白——

        一旦這件事被說出口，就不再只是「記得」，而是要被質疑、被檢視、被反駁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必須站得住腳。

        桌上的文件一天天疊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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